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家亞陶(Antonin Artaud)在《戲劇及其複象》(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 )裡闡述對抗的理論,對於吉姆還有樂團有很大的影響。在書中最有力的一篇論述中,亞陶把瘟疫以及戲劇情節放在一起類比。他主張戲劇活動必須要能夠像瘟疫淨化人類一般,來反映觀眾內在的「淨化作用」。目標是什麼呢?「人們能因此被震懾而覺醒,我希望能夠喚醒他們,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已死」。
無數個夜晚中的結尾,吉姆會大吼「醒來吧!」上千次,為的就是要將聽眾從無意識中震醒。還記得第一場參加的門樂團演唱會,將我那時才十三歲的靈魂嚇壞了,我心想:「這傢伙很危險,有人將會因此受傷,可能是他自己,可能是我,也可能會是我們所有人。」他在〈五比一〉(Five to One)中唱:「沒有人活著離開」,當你面對這種恐懼──或是〈盡頭〉(The End)之類的歌曲引發的邪瀆驚駭時,你內在的某一部分也隨之轉變了。與盡頭的終點相遇,永恆也閃爍了起來,那場演唱會改變了我的人生,我明白不會再有什麼更美妙或更真切的感受了,直到二十年後的今天我仍然這麼覺得。雖然我還不是很明白一九六七年的那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,但我知道那是一次偉大的經驗。吉姆・莫里森改變了我的人生,也改變了樂評人傑瑞・霍普金斯的一生。他擁有的能量,像是一種魔法,他就是他口中的「昇魔先生」(Mr. Mojo Risin')。